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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B期待与亚投行合作
- 日期：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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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未知
[EIB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但是EIB投资于欧盟境内的资金约合EIB总贷款额度的90%，在亚洲的足迹很少。我们要甄别地区，使得合作的合力效应最大化]
[“容克计划”预计3年投资3150亿欧元，旨在振兴欧盟境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也为中欧合作提供了想象空间。]
“欧洲各国从这种思想束缚(美国和日本)中解放出来，顺利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在今年冬季达沃斯年会期间，欧洲投资银行(EIB)行长沃奈尔·霍伊尔(WernerHoyer)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达了上述对中国发起亚投行的支持。EIB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
当然，欧洲各国的加入只是亚投行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更关键的是，未来亚投行将如何与各国在具体项目中展开合作？EIB等老牌多边机构有何经验可循？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吸引私营部门资金以产生更大的“杠杆效应”？除了亚投行，中国的“丝路基金”又和EIB有何合作空间？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上述问题都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了无限可能。
在霍伊尔看来，“最佳规则与实践”(bestpractices)不应该成为亚投行的束缚，“每天‘最佳规则与实践’的字眼至少在我桌上会出现25次。更重要的是，亚投行作为一个新设多边机构，其需要从其他机构过去所犯的错误中汲取经验，”他表示，“希望亚投行能成为一家深思熟虑的银行(thought-throughbank)。”
值得注意的是，一反早前外界为全球几大多边机构建立的“竞争形象”，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基建缺口增大的背景下，合作才是恒久不变的主题，更是促进长期增长的最佳途径之一。霍伊尔表示，“EIB投资于欧盟境内的资金约合EIB总贷款额度的90%，在亚洲的足迹很少。因此我们要甄别地区，使得合作的合理效应最大化。”
同时，以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为平台的“容克计划”(JunckerPlan)也为中欧合作提供了想象空间。2014年11月，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正式公布了总额达3150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
“‘容克计划’伊始，大家误以为这是一只基金，但其实这更是一个平台，需要的就是共同融资的合作伙伴，而‘丝路基金’就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霍伊尔称。
EIB期待与亚投行合作
第一财经日报：EIB早前就和亚投行有过接触，未来是否存在更多合作空间？
霍伊尔：EIB内部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有不少讨论，双方都认为，如果有适合的项目，两大投资银行不排除合作和提供联合融资的可能性。
大家对于亚投行的进展感到十分兴奋，作为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导建立的多边机构，亚投行建立的合作平台对于欧洲本身也大有裨益。很久以前，亚投行就向我们咨询对部分事项的看法，我们也展开了多轮讨论，例如设立常驻董事会的利弊分别是什么，贷款标准如何设置，当欧洲国家在中亚开展合作项目时，如何避免在采购规则(procurementrule)方面发生冲突等，过去一年，EIB也指派了一名执行董事来为亚投行提供建议咨询。
面对亚投行，EIB其实一度处于尴尬处境，因为欧洲多数国家是EIB的股东，他们想要成为亚投行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和日本却心存芥蒂。最终，欧洲各国从这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顺利加入了亚投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日报：此前，开发银行都存在所谓的最佳规则与实践(bestpractices)，但中国财长楼继伟认为，对于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这样的新型开发机构而言，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措辞。如何保证在创新和传统智慧中求取平衡？
霍伊尔：每天“最佳规则与实践”的字眼至少在我桌上会出现25次。更重要的是，亚投行作为一个新设多边银行，其需要从其他机构过去所犯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换言之，亚投行需要三思而后行，听取各方意见，思考什么是同类机构的不足，我希望亚投行能成为一家深思熟虑的银行(thought-throughbank).
日报：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确实不应该被所谓的“最佳实践”束缚，不过你认为有什么标准是必须遵守的？
霍伊尔：对于任何银行或公司而言，其都要有清晰的创设目标。例如，EIB里很多同事完全可以在花旗、汇丰等商业银行工作，但是他们选择在欧洲、在EIB工作，他们就要遵循欧盟委员会的要求，例如要致力于缓解气候变暖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欧洲除了缺乏投资，更缺乏创新，因此在投资项目时，我们也要将推动创新纳入考量。
作为一家多边银行，其时时都需要接受监督，不仅要符合合规标准，也要设立调查小组，同时也要有投诉机制(complaintmechanism)，以便于汇总社会和商业伙伴的投诉或意见。这当然会消耗更多人力、物力，但这将会在长期带来回报。
日报：你对EIB和亚投行的合作有何期待？双方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
霍伊尔：尽管EIB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但是EIB投资于欧盟境内的资金约合EIB总贷款额度的90%，在亚洲的足迹很少。因此我们要甄别地区，使得合作的合力效应最大化。例如，在缓解气候变暖问题上，EIB可以与亚投行合作，帮助北京治理空气污染，建设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EIB是一家有着AAA评级的银行，我们会进行大量的市场分析，EIB也有不少非金融领域的专家、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都是EIB最具优势的宝贵资产。EIB和亚投行项目可能会有重合，但我们并不排斥重合，双方可以开展合作，共同融资。
丝路基金可对接“容克计划”
日报：对于任何一家开发银行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产生更大协同(synergy)至关重要。EIB如何能产生更大的“杠杆效应”？
霍伊尔：EIB的商业模式主要由两大支柱组成。首先，EIB所有的项目都是由私营部门或是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每年约为700亿~800亿欧元融资量，甚至很多投资人来自亚洲。在这一过程中，信任十分关键。因此工程能力对于项目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此外，多数私营部门投资者或养老基金、央行希望寻求投资机会，但他们对项目本身并不具备很强的判断能力。因此如果项目和工程质量好，他们才会投资。
其实归根到底，“质量”才是立身之本，这就能够为我们撬动更多资源。
日报：中国的“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形式更类似于投资于长期项目的私募基金，可能与EIB也有合作机会？
霍伊尔：我们认为“丝路基金”的商业模式十分有趣，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深入研究。相信“丝路基金”和我们的“容克计划”(JunckerPlan)将有很多合作机会。
欧盟提出的“容克计划”以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FundforStrategicInvestment，简称EFSI))为平台，计划3年投资3150亿欧元，旨在振兴欧盟境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计划的启动资金为210亿欧元，将依靠金融工程调动大量私人投资。
“容克计划”伊始，大家误以为这是一只基金，但其实这更是一个平台，需要的就是共同融资的合作伙伴，而“丝路基金”就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日报：一部分声音对于“容克计划”大加赞赏，但也有人认为其尚无建树。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声音的？
霍伊尔：该计划于2014年11月递交于欧洲议会，此后我们设立了管理结构，欧洲议会于去年6月正式批准，该计划于同年7月生效。截至2015年底，已开发或决定的项目投资总额达500亿欧元，而计划原定在三年内实现3150亿欧元投资额，可见这已经远远超过预期，因此我们非常满意。只不过我们有28个股东或成员国，但我们的项目只覆盖了22个，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取悦所有人。
日报：“容克计划”本来有一个迄今还没有独立的网站，具体负责人也还没有到位。
霍伊尔：外界有时容易误读“容克计划”。欧洲议会在2014年12月改变了数周前的计划，删除了新设结构，认定该计划就是EIB的一部分。可见，“容克计划”不是一个独立个体，“容克计划”项目的经手人其实也负责EIB项目，因此了解“容克计划”的最佳渠道就是登录EIB的网站，我们不会单独建立另一个沟通渠道，政策层面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新的机构，我认为这也是正确的决定。
日报：当前讲究的是合力，但“容克计划”似乎仍和EIB的业务存在一些重合？
霍伊尔：的确存在部分重合，不过“容克计划”向我们的客户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有很多项目希望通过“容克计划”进行融资，我们在检验后发现其的确是好项目，但仍属于常规项目范畴，并不满足EFSI的增益性标准(criteriaofadditionality)，创新力不够，但他们同样可以试图再通过EIB获得成本合理的常规贷款，这就好像为客户提供了“一站式商店”(One-stopshop)服务，EFSI的贷款负责人也是EIB贷款项目的负责人，因此也就能产生真正的合力。
当前的确有很多项目都在申请融资，但重要的是开发优质的项目，即环境友好型、技术清洁、经济上可行等。因此，我们需要成员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例如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全球合作互办，我们也同国际金融公司(IFC)维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政策意志推动PPP不可取
日报：危机后，各界都认为开发银行模式应该更加创新，并承担更多责任。但你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霍伊尔：的确如此。如果私营部门能够独立推进项目，我们支持其独立进行，但如果存在市场功能缺口，EIB就应该补足。之后就要去看看整个国家、地区所面临的挑战究竟是什么。
就目标而言，2010年3月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战略——欧盟2020计划，目的是帮助欧盟最终摆脱金融危机，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不败地位，欧盟提出了3个未来发展重点，5个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即到2020年20~64岁适龄人群的就业率达到75%，欧盟总体GDP的3%用于研发，完成既定减排目标、提高能效，将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比例提升到40%，贫困人口控制在2000万以下等。
相较于欧盟委员会设定的将GDP的3%的研发投入目标，我们发现，在欧洲每年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为3000亿美元，创新方面的缺口为3000亿美元，即总计存在将近6000亿美元缺口。
此外，在2015年联合国国际气候大会(COP21)召开之前，EIB等五大多边银行也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加大对气候相关项目的投资力度，EIB投资金额约超过1100亿美元。如此EIB在气候方面的支出比重将由25%提高至35%。2014年EIB发放的气候贷款总额约为254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仍面临巨大的移民压力，其所带来的融资压力是不可估量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引入私营部门资金。如果要使得私营部门更具活力，我们必须要摆脱一种概念，即“开发”就是属于全球社会政策(GlobalSocialPolicy)，我们需要的开发策略必须要致力于创造更多选择机会，最终创造更多就业、推动创新和生产，这才是开发银行的存在价值。
日报：你是否对PPP(公私合营)模式存在担忧？
霍伊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EIB内部设有一个“欧洲PPP经验中心”(EPEC，EuropeanPPPExperienceCentre)，汇集了全球PPP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欧洲。当前，针对PPP的偏见相当普遍，尤其是各界容易在政策压力下推动项目，但最终却没有任何成果，这类PPP会显著增加国家负债。不过从另一种角度而言，如果眼下要建设一条200公里的高速公路，如果我们将其从一个典型的基于预算的项目转为PPP项目，项目完成的速度可能是原来的两倍，因此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应。
PPP固然有争议，但我不想妄下定论，关键还是要看项目的质量。如果光凭政策意志来推动项目，这的确是比较危险的。
[“容克计划”预计3年投资3150亿欧元，旨在振兴欧盟境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也为中欧合作提供了想象空间。]
“欧洲各国从这种思想束缚(美国和日本)中解放出来，顺利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在今年冬季达沃斯年会期间，欧洲投资银行(EIB)行长沃奈尔·霍伊尔(WernerHoyer)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达了上述对中国发起亚投行的支持。EIB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
当然，欧洲各国的加入只是亚投行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更关键的是，未来亚投行将如何与各国在具体项目中展开合作？EIB等老牌多边机构有何经验可循？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吸引私营部门资金以产生更大的“杠杆效应”？除了亚投行，中国的“丝路基金”又和EIB有何合作空间？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上述问题都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了无限可能。
在霍伊尔看来，“最佳规则与实践”(bestpractices)不应该成为亚投行的束缚，“每天‘最佳规则与实践’的字眼至少在我桌上会出现25次。更重要的是，亚投行作为一个新设多边机构，其需要从其他机构过去所犯的错误中汲取经验，”他表示，“希望亚投行能成为一家深思熟虑的银行(thought-throughbank)。”
值得注意的是，一反早前外界为全球几大多边机构建立的“竞争形象”，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基建缺口增大的背景下，合作才是恒久不变的主题，更是促进长期增长的最佳途径之一。霍伊尔表示，“EIB投资于欧盟境内的资金约合EIB总贷款额度的90%，在亚洲的足迹很少。因此我们要甄别地区，使得合作的合理效应最大化。”
同时，以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为平台的“容克计划”(JunckerPlan)也为中欧合作提供了想象空间。2014年11月，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正式公布了总额达3150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
“‘容克计划’伊始，大家误以为这是一只基金，但其实这更是一个平台，需要的就是共同融资的合作伙伴，而‘丝路基金’就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霍伊尔称。
EIB期待与亚投行合作
第一财经日报：EIB早前就和亚投行有过接触，未来是否存在更多合作空间？
霍伊尔：EIB内部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有不少讨论，双方都认为，如果有适合的项目，两大投资银行不排除合作和提供联合融资的可能性。
大家对于亚投行的进展感到十分兴奋，作为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导建立的多边机构，亚投行建立的合作平台对于欧洲本身也大有裨益。很久以前，亚投行就向我们咨询对部分事项的看法，我们也展开了多轮讨论，例如设立常驻董事会的利弊分别是什么，贷款标准如何设置，当欧洲国家在中亚开展合作项目时，如何避免在采购规则(procurementrule)方面发生冲突等，过去一年，EIB也指派了一名执行董事来为亚投行提供建议咨询。
面对亚投行，EIB其实一度处于尴尬处境，因为欧洲多数国家是EIB的股东，他们想要成为亚投行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和日本却心存芥蒂。最终，欧洲各国从这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顺利加入了亚投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日报：此前，开发银行都存在所谓的最佳规则与实践(bestpractices)，但中国财长楼继伟认为，对于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这样的新型开发机构而言，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措辞。如何保证在创新和传统智慧中求取平衡？
霍伊尔：每天“最佳规则与实践”的字眼至少在我桌上会出现25次。更重要的是，亚投行作为一个新设多边银行，其需要从其他机构过去所犯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换言之，亚投行需要三思而后行，听取各方意见，思考什么是同类机构的不足，我希望亚投行能成为一家深思熟虑的银行(thought-throughbank).
日报：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确实不应该被所谓的“最佳实践”束缚，不过你认为有什么标准是必须遵守的？
霍伊尔：对于任何银行或公司而言，其都要有清晰的创设目标。例如，EIB里很多同事完全可以在花旗、汇丰等商业银行工作，但是他们选择在欧洲、在EIB工作，他们就要遵循欧盟委员会的要求，例如要致力于缓解气候变暖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欧洲除了缺乏投资，更缺乏创新，因此在投资项目时，我们也要将推动创新纳入考量。
作为一家多边银行，其时时都需要接受监督，不仅要符合合规标准，也要设立调查小组，同时也要有投诉机制(complaintmechanism)，以便于汇总社会和商业伙伴的投诉或意见。这当然会消耗更多人力、物力，但这将会在长期带来回报。
日报：你对EIB和亚投行的合作有何期待？双方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
霍伊尔：尽管EIB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多边开发银行，但是EIB投资于欧盟境内的资金约合EIB总贷款额度的90%，在亚洲的足迹很少。因此我们要甄别地区，使得合作的合力效应最大化。例如，在缓解气候变暖问题上，EIB可以与亚投行合作，帮助北京治理空气污染，建设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EIB是一家有着AAA评级的银行，我们会进行大量的市场分析，EIB也有不少非金融领域的专家、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都是EIB最具优势的宝贵资产。EIB和亚投行项目可能会有重合，但我们并不排斥重合，双方可以开展合作，共同融资。
丝路基金可对接“容克计划”
日报：对于任何一家开发银行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产生更大协同(synergy)至关重要。EIB如何能产生更大的“杠杆效应”？
霍伊尔：EIB的商业模式主要由两大支柱组成。首先，EIB所有的项目都是由私营部门或是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每年约为700亿~800亿欧元融资量，甚至很多投资人来自亚洲。在这一过程中，信任十分关键。因此工程能力对于项目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此外，多数私营部门投资者或养老基金、央行希望寻求投资机会，但他们对项目本身并不具备很强的判断能力。因此如果项目和工程质量好，他们才会投资。
其实归根到底，“质量”才是立身之本，这就能够为我们撬动更多资源。
日报：中国的“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形式更类似于投资于长期项目的私募基金，可能与EIB也有合作机会？
霍伊尔：我们认为“丝路基金”的商业模式十分有趣，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深入研究。相信“丝路基金”和我们的“容克计划”(JunckerPlan)将有很多合作机会。
欧盟提出的“容克计划”以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FundforStrategicInvestment，简称EFSI))为平台，计划3年投资3150亿欧元，旨在振兴欧盟境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计划的启动资金为210亿欧元，将依靠金融工程调动大量私人投资。
“容克计划”伊始，大家误以为这是一只基金，但其实这更是一个平台，需要的就是共同融资的合作伙伴，而“丝路基金”就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日报：一部分声音对于“容克计划”大加赞赏，但也有人认为其尚无建树。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声音的？
霍伊尔：该计划于2014年11月递交于欧洲议会，此后我们设立了管理结构，欧洲议会于去年6月正式批准，该计划于同年7月生效。截至2015年底，已开发或决定的项目投资总额达500亿欧元，而计划原定在三年内实现3150亿欧元投资额，可见这已经远远超过预期，因此我们非常满意。只不过我们有28个股东或成员国，但我们的项目只覆盖了22个，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取悦所有人。
日报：“容克计划”本来有一个迄今还没有独立的网站，具体负责人也还没有到位。
霍伊尔：外界有时容易误读“容克计划”。欧洲议会在2014年12月改变了数周前的计划，删除了新设结构，认定该计划就是EIB的一部分。可见，“容克计划”不是一个独立个体，“容克计划”项目的经手人其实也负责EIB项目，因此了解“容克计划”的最佳渠道就是登录EIB的网站，我们不会单独建立另一个沟通渠道，政策层面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新的机构，我认为这也是正确的决定。
日报：当前讲究的是合力，但“容克计划”似乎仍和EIB的业务存在一些重合？
霍伊尔：的确存在部分重合，不过“容克计划”向我们的客户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有很多项目希望通过“容克计划”进行融资，我们在检验后发现其的确是好项目，但仍属于常规项目范畴，并不满足EFSI的增益性标准(criteriaofadditionality)，创新力不够，但他们同样可以试图再通过EIB获得成本合理的常规贷款，这就好像为客户提供了“一站式商店”(One-stopshop)服务，EFSI的贷款负责人也是EIB贷款项目的负责人，因此也就能产生真正的合力。
当前的确有很多项目都在申请融资，但重要的是开发优质的项目，即环境友好型、技术清洁、经济上可行等。因此，我们需要成员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例如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全球合作互办，我们也同国际金融公司(IFC)维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政策意志推动PPP不可取
日报：危机后，各界都认为开发银行模式应该更加创新，并承担更多责任。但你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霍伊尔：的确如此。如果私营部门能够独立推进项目，我们支持其独立进行，但如果存在市场功能缺口，EIB就应该补足。之后就要去看看整个国家、地区所面临的挑战究竟是什么。
就目标而言，2010年3月3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战略——欧盟2020计划，目的是帮助欧盟最终摆脱金融危机，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不败地位，欧盟提出了3个未来发展重点，5个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即到2020年20~64岁适龄人群的就业率达到75%，欧盟总体GDP的3%用于研发，完成既定减排目标、提高能效，将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比例提升到40%，贫困人口控制在2000万以下等。
相较于欧盟委员会设定的将GDP的3%的研发投入目标，我们发现，在欧洲每年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为3000亿美元，创新方面的缺口为3000亿美元，即总计存在将近6000亿美元缺口。
此外，在2015年联合国国际气候大会(COP21)召开之前，EIB等五大多边银行也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加大对气候相关项目的投资力度，EIB投资金额约超过1100亿美元。如此EIB在气候方面的支出比重将由25%提高至35%。2014年EIB发放的气候贷款总额约为254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仍面临巨大的移民压力，其所带来的融资压力是不可估量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引入私营部门资金。如果要使得私营部门更具活力，我们必须要摆脱一种概念，即“开发”就是属于全球社会政策(GlobalSocialPolicy)，我们需要的开发策略必须要致力于创造更多选择机会，最终创造更多就业、推动创新和生产，这才是开发银行的存在价值。
日报：你是否对PPP(公私合营)模式存在担忧？
霍伊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EIB内部设有一个“欧洲PPP经验中心”(EPEC，EuropeanPPPExperienceCentre)，汇集了全球PPP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欧洲。当前，针对PPP的偏见相当普遍，尤其是各界容易在政策压力下推动项目，但最终却没有任何成果，这类PPP会显著增加国家负债。不过从另一种角度而言，如果眼下要建设一条200公里的高速公路，如果我们将其从一个典型的基于预算的项目转为PPP项目，项目完成的速度可能是原来的两倍，因此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应。
PPP固然有争议，但我不想妄下定论，关键还是要看项目的质量。如果光凭政策意志来推动项目，这的确是比较危险的。
时间：2016年07月25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