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钢:实现四个转变 深化亚洲金融合作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放缓、保护主义逆行，在这样的形势下，亚洲金融合作取得长足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难题与挑战，为了进一步深化亚洲金融合作，需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转变：

第一，合作动力要从危机驱动转向发展与创新驱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亚洲金融合作。当前全球金融宽货币、低利率、高债务的环境，经济不确定性严重增多，亚洲各国的金融合作仍然应当继续坚持把防范风险作为合作的重要内容。据联合国数据，亚洲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的首次。在亚洲，日本和韩国最早赶上了发达国家，中国也实现了赶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亚洲即将重新占据全球经济舞台的中心。

亚洲也是风险投资基金中心之一，2018年底以亚洲为重点的风险资本基金管理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230亿美元，和北美地区3900多亿美元相比，差距迅速缩小。预计到2020年,亚洲的风险资本基金将超过北美。在推进亚洲金融合作当中应该进一步消除合作障碍，要以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为动力。当前亚洲有很多的平台，这是多边主义的一个积极表现，比如RCEP、东盟经济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今天的亚信，都代表着亚洲积极的多边主义合作。

第二，合作重点要从应急机制转向改善金融体系结构

与经济体量和贸易量相比，亚洲金融体系的建设还相对滞后，资本市场体系和信用体系相互间还不适应，金融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从金融机构来看，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格局还没有明显改变，银行体系存在一些脆弱性的因素，货币合作覆盖面不全，货币信任水平也不高，亚洲货币稳定体系也有待加强。在亚洲的贸易当中，美元仍是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导致亚洲对美元流动性的高度依赖，造成货币错配的风险。

为此，要扩大亚洲各国货币合作，增加双边和多边的货币互换，大力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动员亚洲储蓄用于本地区的投资，加快金融市场相互开放和互联互通，融合相关的规则和制度，扩大投资产品的互认范围，跨境证券投资，创新投融资工具，构建多样化的担保体系、信用体系和信用评级体系。

第三，合作范围要从一般货币金融领域转向提升“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水平

“一带一路”启动以来，沿线亚洲国家金融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实践证明“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极大拓展了亚洲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超越了传统的合作领域。未来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资金缺口大、融资需求的层次多，可持续要求也高。迫切需要亚洲国家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依靠各国、各地区各种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实现共建共享。

要构建“一带一路”和沿线亚洲国家投融资的新体系，就要加快规则的改革创新，调整现有不适宜的规则，加强多边、双边投资保护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建立多边债务违约救助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合作，金融劳工政策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建立多边的国别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和新型的评级模式，促进亚洲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要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在亚洲货币中的重要作用，扩大人民币在货币互换中的使用规模，推进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直接交易，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投资以及储备货币当中的比重。

第四，合作的治理要从差异性、松散性转向协同性发展 

在尊重差异性的同时，努力破解合作中存在集体行动困难、减少区外因素对区内金融合作的干扰。为此，需要加强亚洲各国对话，增进信任，践行新的亚洲“安全观”。要进一部畅通政策沟通与评估的渠道，打造各种亚洲金融合作交易平台，推进区域金融思想的交流，扩大金融务实合作。要进一步发挥区域内主要国家的引领作用，加快形成合作的新规则，充分发挥香港、东京、新加坡、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提高亚洲金融的服务水平。

随着金融合作不断深入，金融风险的外溢性也日益增强，跨境监管合作势在必行。要建立有效的双边、多边监管机制，实时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运营的监控，构建区域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的信息系统，并就违法行为认定差异的处理、违法线索的提供，监管执法协助等达成共识，共同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的处置。（肖钢/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